红军的长征，无疑是军事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史诗。然而其中艰难险阻、伤亡惨重也让人无比痛心。

1935年11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主力已离开根据地踏上长征，红二方面军也从湖南桑植出发西进。

长达一年的转战中，红军三大主力共损失10多万人，付出了惨痛代价。

红一军出发时8.6万人，到陕北只剩下7000多人。红四军从8万多人减至3万人

唯有红二军伤亡较少，从1.7万人还剩1.2万人抵达终点。

红二军成立也最晚，但其长征路上也历尽艰难，打了无数恶仗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在一次转战中，一个红二军团的小部队竟然迷路南下，最终进入了缅甸境内，成为长征中唯一“出国”的红军。

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了怎样波折？后来这个部队的命运如何？

事实上在工农红军中成立最晚的红二方面军的前身——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的时间，甚至还要早于中央红军。

1932年7月，面对国民党十万大军的疯狂“围剿”，红三军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，被迫离开了洪湖根据地，转入湘鄂边一带继续战斗。

在长达千里的转战中，红三军曾一度进入贵州东南，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到了1934年7月，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，原属中央红军序列的红六军团退出了湘赣根据地，开始在湖南中部进行游击战争。

因此，在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根据地踏上长征之前，红六军团就已经奉命开始了突围和西征。

当时约有9000余人的红六军团，在长达81天的转战中，横跨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广西4省，行军5000多里，最终到达贵州东部，与红三军胜利会师。

会师之后，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，与红六军团合编，开始统一指挥。

不久，红二、六军团再次回师湖南，在湘鄂川黔边区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当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长征西进之时，红二、六军团反而重返湖南，成功立足江南，兵力也迅速扩充到2万人。

尽管中央红军等南方红军陷入低谷，但红二、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坚持了下来，使红军之火在南方继续燎原。

在蒋介石军队的疯狂“围剿”面前，红二、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的斗争被迫陷入低谷。

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军重兵压境，以及前方数道红军的失败退却，红二、六军团最终不得不从湖南桑植启程西出，正式踏上了长征的征程，成为最后一批加入长征队伍的红军主力部队。

一旦踏上长征，红二、六军团就尽力发挥自己兵力较少、机动灵活的特点优势，采用积极运动战去应对国军的疯狂追击。

譬如在乌蒙山区这一长征大军必经要害之地，红二、六军团就充分利用了自己可以快速调动变换方向的特点，采用“盘旋打转子”的战术，在一个月内就在乌蒙山区转了上千公里，从各个方向袭扰敌军，把追兵弄到筋疲力尽、目眩神晕。

在这场持久流动战中，红二、六军团不但自己伤亡极小，还屡次从败退的国军手中夺取了可观的军需物资。

对此，毛主席直接给予高度评价，说：“你们转得敌我双方都晕头转向了，硬是从绝地里转出生路来！”

当然，相比之下主力较大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，红二军的这点追兵优势还是有限的。

对仇视共产党的蒋介石来说，任何一支红军都必须追杀到底。

因此尽管红二、六军团初时兵力仅有1.7万人，但蒋介石仍旧从各路调集重兵，对其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。

长征一开步，红二、六军团先下湖南，攻占新化一县以壮声势。接着东躲西藏，从江南进入贵州，抵达石阡地区。

1936年2月，红军在贵州还建立了一批新的革命根据地，并迅速扩编了5000余人。但很快就在国军大举进攻下再次放弃据点，转进乌蒙山区展开运动战。

在乌蒙山与追兵周旋数月之后，红二、六军团再次南下，穿过重兵防守的云南边防，从昭通、威宁间隙突入，进入南北盘江地区。

经过短暂休整后，红军又翻山越岭，过金沙江、越玉龙雪山，进入香格里拉地区。

在这里，红军兵分两路，直取西康省，目标是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。

红六军团被定为右翼纵队，从定乡、稻城等地向北挺进，最后在甲洼寺与红四方面军32军胜利会师。

在行军途中，红军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过了贡山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峡谷地带。抵达贡山县城时，目睹当地百姓身穿陌生民族服饰，说着难以理解的方言。

尽管感到不解，但这些红军战士仍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镇定，没有给当地人留下任何负面印象。

在正式进入城前，团级领导先召开了会议，让全体战士重新学习了贺龙总指挥之前颁布的五条军令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使命和行为规范。

那么那一支跑到缅甸去的红军部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?是否有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军队有过冲突？这支出国的队伍最后是否顺利回国了？